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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文化
 "文化"一词有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从汉语词源来说,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甲骨文的"化"字,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其意义是转化、变化。"文化",表明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按照真善美的目的"赞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化育,弥补天地化育的不足,而不是走向反面,导致人类和大自然的双重异化,人类和自然的严重对抗。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与种植技术有关,反映了人类从自然蒙昧状态向农业文明演化的过程。《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和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法律、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关于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自然界中有人的活动,才会有文化的诞生;反过来,文化也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文化与人关系的两个方面。
  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文化则提供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进而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人类日益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发展和运用应当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有鉴于此,联合国确定第14个世界水日(2006年3月22日)的主题为"水与文化",以此唤醒人们:水实际上是具有强大文化功能的,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适应具体的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期盼,而这又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人们必须更好地了解社会、水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作用。
  华夏文明因水而生,逐水而变,中国的治水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对形成中国基本的社会形态、组织形式、民族文化心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水仍然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因,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水资源的管理是技术、制度和文化的结合。
  一、治水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过程
  (一)水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世界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因为这里河水泛滥,土地肥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栖息和繁衍。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文明是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大河流域分布展开,并不断向中原的黄河流域聚集,然后又向四周扩散、演变。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 华夏文明的发展总是与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治水的历史就是华夏文明的发展史。
  (二)治水催生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
  人类社会伊始,东西方的历史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着,体现着迥然相异的历史图景。马克思指出:"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的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专制主义政治,除了宗法制度、公田制度和村社制度外,很大程度上与亚洲的地理环境有关,与治水有关。中国古代的江河带来了洪水灾难,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 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也多次提及"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尽管他的立论有立场上的反动,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东方社会形态形成的参考。
  (三)水旱灾害往往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直接因素
  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更替,无不与水旱灾害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重大水旱灾害对以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封建王朝的税收绝大多数取之于农业,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里,农业收成好,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就稳定。而在水旱灾害严重的年景里,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往往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横征暴敛,官逼民反。据经济学家盛洪研究,从西周到清朝的两三千年历史中,中国的税率基本上维持在10%,"而这正好与小农的不贫不富是吻合的,如果低于10%,国家破产;高于10%,小农破产。所以10%的税率就刚好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小农经营是高度吻合的。10%均线的周期性突破时期,比如政府扩张与水旱灾害都是改朝换代的时期……水害发生的程度和国家农贷的相关程度非常高,相关系数好像是0.99。而且我们国家是一个水害灾害非常频繁的国家,根据记载西周--清末年均重大水旱等灾害1.75次。" 在中国历史上,唐末持续近百年的全国大旱,元末、明末的黄淮海特大旱灾,都曾经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治水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第一次在春秋时期,当时诸侯争霸,兴修水利是强国的重要途径。秦、楚均在兴修水利中逐渐强大,同时向水利条件更好的中原地区扩张,华夏族在战争中与其他少数民族接触频繁,促进并形成了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第二次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魏蜀吴三国都实行了屯田制度,水利得以振兴,农业得以稳固,国力得以增强。两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水利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长江流域亦开始开发,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被带到南方。东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族内迁。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趋势出现。第三次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特别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得以大规模开发,从宋代有关记载看,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翻车和筒车了,灌溉工具有了质的飞跃。郏亶、郏侨父子与单锷在苏吴太湖流域实行高田低田法, 把治水治田结合起来,解决了农田排涝问题,江南地区大规模推广麦稻两熟制和双季稻,桑、麻、棉三大经济作物以及油菜、茶、桐、染料植物,甘蔗、水果、花卉、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五)治水催生了中国文化心理
  与欧洲水系比较,中国水系的内部统一性十分明显。欧洲中部矗立着阿尔卑斯山,水系从此分流四方,向东注黑海,向南注地中海,向北注北海、波罗的海,分道扬镳的水系从客观上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而我国西北的高山大漠与东南的汪洋大海,以及由此而来的江河汇东流,运河通南北,这一切均构成了中国独特而又相对封闭的山围海绕的地理环境。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已形成一个长期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农业大国。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拥抱着这块黄土地,在河与河交汇,江与江合流,江与海交融的土地上,形成了大陆内聚型农业传统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集中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治水而结成的共同体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国家产生后,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又上升为爱国主义。大河流域文明带来频繁的人群流动和交融,形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珍视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张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表现出天下一家、与人为善的博大情怀,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对各兄弟民族持久的亲和力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巨大的感召力。农耕经济和与自然、人为灾难的斗争,养成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二、治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功能
  (一)水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淡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性资源,水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有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按照2004年人口计算,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国一些流域如海河、黄河、淮河流域,人均占有量更低。同时,由于气候和地理因素,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土地、矿产资源分布以及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总的来看,夏秋多、冬春少,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受全球性气候变化等影响,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降水发生变化,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区最为显著,地表水资源量减少17%,水资源总量减少12%,其中海河区地表水资源量减少41%、水资源总量减少25%。部分北方流域已从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转变成绝对性短缺。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将近400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10个北京市的年用水量。特别是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大量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实际上是靠牺牲生态和环境用水来维持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与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治水非常复杂。这一特点也使得水利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


  (二)水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地球表层生物多样性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优美的生活环境,也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自然和保护地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拯救自己和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首要任务。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中,水都是最基本的要素或载体。例如,有关生物群落研究的大量资料表明,生物群落多样性与非生物环境的空间异质性(spacial heterogeneity)存在正相关关系。河流(水域、湿地)是水生态环境中关键性的组成元素,大江大河大湖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河流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水-陆两相和水-气两相的紧密关系,形成了较为开放的生境条件;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河流纵向的蜿蜒性形成了急流与缓流相间;河流的横断面形状多样性,表现为深潭与浅滩交错;河床材料的透水性为生物提供了栖息所。由于河流形态异质性形成了在流速、流量、水深、水温、水质等水力脉动变化、河床材料构成等多种生态因子的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生境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河流生物群落多样性。
  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维持地球生物圈和人类延续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多样性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维护地球生物圈和人类延续的精神基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9月11日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文化多样性是指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反映出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反映出人类在不同环境下为了生存而采取的自然利用、管理和保护的方式和策略的不同。流域是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其物质与能量交换是流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纽带。流域为人们提供了淡水、水能、原木、矿产、中药等资源,河流还是联系上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治水活动提供了独特的景观文化、历史遗存。流域内往往分散或聚集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既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又保留了各自的认同和文化传承,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宗教习俗很多与水、与河流湖泊联系在一起。这些多样的文化形态在当代显得尤其珍贵。
  (三)治水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成因
  治水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治水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两大矛盾:一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我国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解决我国四大水问题,必然带来生产力布局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张掖市自2001年开始建设节水型社会,三年压缩水稻1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71万亩,全市农作物种植结构由2000年的粮经58:42调整为2003年的粮经草26.5:61.5:12。全市三产结构由2000年的42∶29∶29调整到36∶31∶33,单方水的GDP产出效益逐步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2、治水有效减轻了与水相关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是由不卫生的水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的。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00年开始,国家启动农村饮水解困项目,5年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及地方政府投入和群众自筹共投入222亿元,使6700多万农村人口告别了饮水困难问题,提前一年完成"十五"计划任务。但是,全国尚有3.23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属饮水水质不安全的有2.27亿人,其中,饮用水氟砷含量超标的有5370万人,饮用苦咸水的有3850万人,地表或地下饮用水源被严重污染的涉及9080万人,饮用水中铁锰等超标的有4410万人。饮水不安全,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为使群众早日喝上干净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作为首要目标,"十一五"期间要解决1.6亿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使现存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减少1/2。再如,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传染病,在我国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水是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介质,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寄主。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血吸虫病患者1160万人,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约1亿多。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血防灭螺,结合江河综合治理、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利工程,改变钉螺生存环境,防止钉螺孳生扩散,从而达到减少人群感染血吸虫病几率的目的。到2003年,全国433个流行县市区中,已有260个达到了传播阻断标准,63个县市区达到了传播控制标准。全国血吸虫病病人已减少到84.3万人。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进行水利建设项目,同步建设血吸虫病防治设施,或者结合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的江河、湖泊治理工程和人畜饮水、灌区改造等水利工程项目,可以改善水环境,阻断钉螺孳生。
  3、治水与妇女儿童事业密切相关。中国70%的贫困人口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人口70%又是妇女和儿童。在西部极度缺水的地方,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担。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调查统计,在严重缺水地区的老百姓,他们每年有64个工作日都用于取水,都是在取水的路上。这个队伍当中很多都是妇女和儿童,对儿童的发育以及妇女的健康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他们走10几里或20几里的路,取回来的水也不一定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水。在贫困缺水地区,集蓄雨水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全国有近2千万人利用雨水来解决饮水问题。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了"母亲水窖"计划,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她们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日常基本饮用水。修建一口容量36立方米的水窖,一年可蓄集雨水50-80立方米左右,能保证一个3-5口人的家庭一年的人、畜饮水;拥有两口水窖,就能发展一亩庭院经济作物。目前,该项目受益面覆盖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十多个省(区、市),帮助西部近100万严重缺水百姓摆脱了困境。有关专家评价,在严重缺水地区修建"母亲水窖",是解决妇女儿童缺水之苦、取水之劳最简便、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
  (四)水资源管理对制度文化有重要贡献
  制度是一个文化体中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相对于精神文化而言,制度文化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相比,人们过去把制度因素看成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外生变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制度也是稀缺要素,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给滞后同样会制约经济发展。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大水以后,我国的治水思路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水利思路,为我国的制度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是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促进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改革。水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在水的开发利用中各环节紧密联系。因此,在治水中,必须坚持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管理权限部门分割、地方分割的体制,严重影响着水资源的管理,严重制约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效率。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修订,确立了流域机构的法律和行政地位,强化了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各地积极探索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约57%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实施了水务统一管理,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供了体制保障。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对改革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公共资源的管理模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是流域水资源配置中的民主协商为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协调提供了新的思路。水资源象任何其他稀缺经济资源一样,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利益分配。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延续过去的行政指令性分配,也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水资源的配置方案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经济上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可行性。近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探索了准市场的水资源配置模式,在黄河流域的宁夏、内蒙等地和松辽流域的大凌河尝试开展了水权分配和水权转换,收到了较好效果。通过地区间与行业间的政治民主协商和利益补偿,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领域流动,同时保障农业等弱质产业和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用水需求。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类似水资源这样的公共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用水户协会等民间自律组织为社会自治组织建设提供了范例。我国的水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是水资源公益的唯一代表,但是,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国家应该将水资源管理的一些职能交给公民社会,扩大公民、NGO组织等对涉水事务的参与,使他们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负有更多的责任,并监督政府的管理。近年来,我国灌区已建立7000多个农民用水户协会,这些用水户协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充分发挥了用水户在水资源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又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还避免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对我国非政府组织、民间自律组织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的发育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水与文化"观
  水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前者是一种自然客体属性,后者是以前者为载体的人文属性,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水的社会属性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价值。人类在水资源治理开发利用过程中,关注的往往是其自然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然服务功能,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功能。人类在经历对水的长期依存和占有的过程中,随着科技与经济能力的增强,逐渐形成了以人类自我为主宰的用水意识、用水习惯以及价值体系,片面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忽略或否定水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文化原因。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必须从文化角度审视我们的观念和思维、目标和行动、政策和策略,重估水的文化功能,注重治水过程中的文化建设。近年来,我国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和谐的人水观念,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治水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水与文化观念的重建,是对以水为纽带的人类行为的矫正。为了寻求和谐的人水关系,我国各地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便是许多成功范例中的一例。
  深圳河是深圳市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深圳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界河。深圳河、深圳湾(以下简称深圳河湾)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与深圳经济发展形成较大反差,成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突出矛盾,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从文化的视野认识深圳的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可以发现,在物质形态上,过去我们没有充分考虑深圳水资源的有限性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制性以及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和纳污能力的限制性;从制度形态上,还没有正确建立和实现人水和谐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的利用和消费制度等;从精神形态上,还没有充分认识水及其所支撑的生态系统的价值,没有充分认识到维持深圳河湾良好的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在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中,以实现人水和谐相处为目标,通过各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与环境的有效保护,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改变了"需水增加?扩大调水?排污增加?环境恶化?再提高治理能力"的粗放型用水模式和污染末端治理模式,把节水、防污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城市发展规模结合起来,通过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与管理制度,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不利于水资源节约和水环境保护的制度性根源,形成全社会自觉节水防污的机制,促使深圳市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配置水资源,促使用水户主动转变用水方式,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使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得到提高,生态与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实现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深圳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经过二年的建设,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圳市的污水处理能力显著增强,污水处理率逐年攀升,新增污水处理能力95万吨/日,新建改造市政污水管网400多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从52%提高到80%以上。河流污染恶化趋势得到控制,部分河流水质明显好转,部分河流主要污染物指标下降20%以上,2006年顺利通过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复查,受到市民的广泛赞扬。深圳市治污机制日臻完善,治污工作走上快速通道。
  从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工作及其成效来看,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水观念,其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来看,要坚持必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所谓必然性,是指自然界发展过程中的由本质的、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确定不移的联系和唯一可能的趋势,即自然界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而应然性,则是人类实践应当如何,即对自然界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进行评价和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和应然性是对立统一的。人类的治水活动必须以遵循水的规律为前提,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利用规律为人类服务中实现必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否则,人类就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招致水的报复。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可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最终要与自然进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持续下去而不是使自然混乱或瓦解,从而真正有益于人类的长远利益。
  其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要处理好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应当体现人们在发展权利上的平等,在资源享用权利上的平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治水过程中,必须以流域为共同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兼顾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需求,兼顾一般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用水权利,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和生态补偿机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游和发达地区支持上游和落后地区的制度等,共同维护代内公平。还要看到,人类不仅是一种同时性的整体,还是一种历时性的整体,"我们不应该把后代抽象地理解为'未来的人类',而应该理解为通过'直系子孙'的'爱的纽带'"(帕斯莫尔《人对自然的责任》第153页)。我们必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为子孙后代留下源远流长的河流,留下青山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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